在对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数学分析时必须对实证主义法学概念作一界定。
从人治走向法治，清晰地表征着现代化国家成长的基本轨迹，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目标的革命性飞跃。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因之，习近平总书记援引古代中国先贤的国无常强，无常弱。三、法治现代化的推进方式 在文明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合力里面，政府推动与社会演进之间的内在互动，是这个历史合力的重要表现样态。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更加重视法治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治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资本主义法治现代化向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历史类型转变，无疑标志着法治价值基础的革命性转型。法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
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心、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不断健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93]薛祀光认为，道德是社会生活上人格者的共同意欲之内面统一关系的规律，法律是社会生活上人的或集团的意欲之外部支配关系的规律，道德是意欲之内面的统一，法律是意欲之外面的统一。
自西汉以来中华旧法系的基本共同特征有：1.农本主义。[36]良好的法律是由国家的善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的善有别，因而法治模式有别。陈顾远可以说代表了这种辛亥革命之后仍然坚持两千年来大一统封建主义的法学意识形态。因为法律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每个国家保护的是本国公民，在当代全球化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大规模侵犯是一国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非公民没有该国的法律身份。
社会主义大一统是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家和权贵的大一统，封建主义大一统是皇帝联合贵族统治平民的大一统。郡县制中官僚没有能力挑战皇帝，但能够欺压百姓。
中华新法系中的道德与中华旧法系中的道德有天壤之别。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不同于西周，秦朝的实力非常强大，不需要采取分封制，可以采取自由调配的郡县制，可以避免诸侯作乱的可能性。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在中原，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
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中华法系的基因也可以称为中华法系传统，所谓传统 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其次可能再度为东亚各国所接受，因为东亚有深厚的中华旧法系传统，也有可能经过新陈代谢新生为中华新法系。西周实际上是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也就是说，力和德两手都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
礼法并重普遍被认为是中华旧法系的特征。而且，他还以欧洲法学之发展历史来支持他的观点：试就欧洲法学之历史而言，亦曾经过自然法说、正义法说之阶段，有如康德、黑格尔之辈，即以道德理想为法理学之出发点，与儒家思想颇多暗合，则儒家法学有历史上之地位，自不难估计之也。
民主政治不同于贵族君主政治，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与人民紧密联系的，人民是主人，党只是领导。武王伐纣成功是因为联合了其他族群，而且是以弱胜强，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殷都。
第三，法律和道德同是经社会生活主体承认或制定的规范。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个体的自由，现实中真正自由的是有资产或者有能力者。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一直处于不变的状态之中，王霸政治能够让中华民族在近代工商文明出现之前一直领先于世界。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8]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11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自我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然而中国共产党仅仅自我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法解决长期执政和唯一执政的正当性问题。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6页。汉武帝和董仲舒因应时代出现了。
社会主义道德总目标是：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人民民主法治要求对党、人民和国内外敌人都采取法治方式，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人民民主以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要求为党导法规概念正名。中华旧法系的义务本位是国家权力更多保护皇帝和官僚，而将更多义务分配给老百姓。司马谈的话说到了要害，法家是取天下的理论，但不是守天下的理论，因为严刑峻法只适用于战争特殊状态，而正常的社会生活需要包容性，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134] 事实上，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是党规概念，而非党内法规概念。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全面从严治党也不一定是全面依规治党，有可能是运动式从严治党。
党在宪法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宪法中仅仅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并没有关于党的具体规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81]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16页。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95]薛祀光对于中华法系的道德至上特征非常认同，而且认为道德思想是唯一可以世代相传的基因：中国道德思想虽以封建的社会生活做背景的，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什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和旧律上八议制度，我们是要推翻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法治上有重大创新就在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比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进步的地方在于全面，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党也要被纳入到法治规范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应用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102]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就可以理解由家族生活本位进而为民族生活本位，因为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之一。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天生是如此的叫做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论语·子路》）很明显，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君主或者贵族以身作则在群体中自上而下发挥表率作用，尽管不限于国家，但适用于国家。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知识创新要求自由，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该将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之一，但是二元法治结构的中华新法系不是以自由主义为指导，而是以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
